上一页|1|
/1页

主题:婚姻自由为何总成为另觅新欢的绝好借口

发表于2010-02-23
谁动了我的凤凰池

司马光说:“国家选人,先门地而后贤才,这是魏晋的弊政,魏晋几百年间竟无人能改变这种局面。关于君子、小人,并不以身份地位来区别,这是人所共知的事。可是在当时,连魏孝文之贤,都免不了因袭这一陋习,看来能够明辨是非而又不为流俗所迷惑,确是太难了。”

我不同意司马光的观点。不随波逐流确实难得,“举世誉之而不加劝,举世非之而不加沮”,世间能有几人?而“以今日视之,愚智所同知”的情况,以孝文帝的才智,难道看不出来?我以为问题的根子在于,他不敢也不想去触及那些既得利益集团,那些门阀世族可都是当权者,谁动了他们的“凤凰池”,无疑是自树敌人,自掘坟墓。家国都不保了,改革有屁用。辅佐拓跋珪起家的崔浩,开国元勋,最后却被太武帝拓跋焘(拓跋珪的孙子)灭了全族,原因之一,就是崔浩大整流品,明辨姓族,拿门第开刀,由是得罪于众。崔浩的外甥曾力劝说:“夫创制立事,各有其时,乐为此者,讵有几人!宜加三思。”崔浩不听,遂罹祸。

发表于2010-02-23
以现今的情形看,明暗两规则,傻子都看得清楚,可是有话语权的都自甘聋哑,都信奉“白璧不可为,容容多后福”,一团和气,各守各的“凤凰池”。没话语权的只好装疯卖傻,骂两句以泄私愤。

“凤凰池”典出西晋荀勖。荀勖有才思,善伺人主意,以是能固其宠,久在中书,专管机事。及迁尚书,甚罔怅,人有贺之者,荀勖说:“夺我凤凰池,诸君何贺邪。”

发表于2010-02-23
幸福指数

杨坚一统宇内,下了一道太平诏,说:“今率土大同,含生遂性,太平之法,方可流行。凡我臣民,澡身浴德,家家自修,人人克念。”很实在的话,没有什么吓人的建国方略,但如能做到,也可以称大治。

中国文化看重心性的修养,修身,摆在最前面,是做好任何事情的基石。一沙一世界,一花一天国,一人一家快乐平和了,天下国家没有不平和快乐的道理。近日,读卡耐基的书,好打打杀杀的西方人,原也把心性的培养放在第一位。卡耐基说:“生活的快乐与否,完全决定于个人对人、事、物的看法如何,因为,生活是由思想造成的。”他在《改变你生活的九个字》一文中引述说:“能变化气质的神性就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心思,也就是我们自己。”想起曾国藩的一句话:“书味深者,面自粹润;保养完者,神自充足。此不可伪为,必火候既到,乃有此验。”

发表于2010-02-23
中国文化看重心性的修养,修身,摆在最前面,是做好任何事情的基石。一沙一世界,一花一天国,一人一家快乐平和了,天下国家没有不平和快乐的道理。近日,读卡耐基的书,好打打杀杀的西方人,原也把心性的培养放在第一位。卡耐基说:“生活的快乐与否,完全决定于个人对人、事、物的看法如何,因为,生活是由思想造成的。”他在《改变你生活的九个字》一文中引述说:“能变化气质的神性就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心思,也就是我们自己。”想起曾国藩的一句话:“书味深者,面自粹润;保养完者,神自充足。此不可伪为,必火候既到,乃有此验。”
发表于2010-02-23
汉时的杜钦,说过一句话:“男子五十,好色未衰。妇人四十,容貌改前。以改前之容,待于未衰之年,而不以礼为制,则其原不可救,而后徕异态。”他虽是针对嫡庶之间的明争暗斗而言,但较之于今,亦有深刻之意义。给我一箩筐的胆,我也不敢去反对一夫一妻制,这不明摆着欠揍么。我是服杜钦识人性之深,开出的“药剂”也中理。

儒家社会,礼法森严,竟然允许秦楼楚馆存在,先是惊诧,继而也是佩服。礼禁的是缙绅之家,因为他们的身份地位,为众人瞩目,所以有“饿死事小,失节事大”之纲纪。而守节也不是一刀切,得由当事人提出申请,报经政府批准,如若不愿,则听任再醮(我们这一代的后人写历史,对此一节误读太多)。秦楼楚馆疏导的是芸芸人性,与其放任自流,不若纳于规范,也少些什么病的背地猖獗。自然,文明社会,我们不应允许秦楼楚馆余孽再现身,也不应支持辜鸿铭的纳妾合理论,但确定一个礼来调节当前的婚恋状态却是必需的,也是当务之急。恋爱自由一过头,多有禁果先食者。家花已无花期在,自不比野花香,婚姻自由恰成另觅新欢的绝好借口。

发表于2010-02-23
社会之和谐,首在家事之谐顺上。日暮时分,百鸟归巢,而家事扰怀,殊非平安夜。汉朝匡衡说:“室家之道修,则天下之理得,故《诗》始《国风》,《礼》本《冠》《婚》。始乎《国风》,情性以明人伦也;本乎《冠》《婚》,正基兆以防未然也。”又说:“妃匹之际,生民之始,万福之原,婚姻之礼正,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。孔子论《诗》,以《关雎》为始,此纲纪之首,王教之端也。”考诸史实,嫡妻制对女性却是一个绝好的关怀,不至于人老珠黄而横遭遗弃。

文辞欺人

不管什么工作,只要写作班子把总结报告编写得出神入化,领导看了首肯,这项工作就算安全到达陕北了。此种文风之坏,无疑是新生代党八股,我以为比党八股还要恶搞。党八股还只是文章的僵硬、不活泼,而前者却无视具体工作,一门心思只在文句上雕琢,从而益发滋长了弄虚作假的做派。唐朝柳公绰惩治这种风气,只有一个字:杀。公元823年,柳公绰为山南东道节度使,过邓县,有二吏,一犯赃,一舞文,众谓公绰必杀犯赃者。公绰判曰:“赃吏犯法,法在。奸吏乱法,法亡。”竟诛舞文者。蒲松龄在《聊斋》里愤愤地说,国家应出台这样一个法规,凡杀死奸吏的人,不但不应判重罪,反应减刑若干年,因为天下奸吏无不可杀者。当时之人对奸吏痛恨如此。

发表于2010-02-23
古来以文辞欺人者,首推谢灵运,次则王维。谢灵运身为东晋元勋之后,袭封国公,刘裕篡晋,他与陶潜走出两条路,陶潜挂冠西去,谢灵运侧身宋朝。及仕途失意,乃兴兵拒捕,作诗曰:“韩亡子房奋,秦帝鲁连耻。本自江海人,忠义动君子。”观其前后所为,并非有忠义晋室之迹,却声称自己忠义,可谓欺人之甚。

王维的遭遇有点像周作人。初为唐朝“给事中”,安禄山陷两都,被迫出任伪职。后作诗曰:“万户伤心生野烟,百官何日再朝天?秋槐叶落空宫里,凝碧池头奏管弦。”贼平,王维被捕下狱。因为有这首诗,及弟弟王缙的营救,唐肃宗乃特宥之。后来杜甫称赞王维,谓之“高人王右丞”,杜甫之意原是赞叹他的诗画境界,顾炎武却很是不平,说:“天下有高人而仕贼者乎?”顾氏进而将文辞与国运连接起来,“夫镜情伪,屏盗言,君子之道,兴王之事,莫先乎此”。镜者,明辨也。

发表于2010-02-23
官员的读书

吕蒙字子明,汝南富波(今安徽阜南)人,打小跟随姐夫邓当在孙策部下效力。邓当死后,他升任别部司马,代邓当领兵。后来屡立战功,历任平北都尉、横野中郎将、偏将军等职。

一天,孙权对吕蒙说,你现在身居要职,应该注意多读书。吕蒙和李云龙一样,认为军人只要会打仗就可以了,读什么书,就以军中事多为推脱。孙权对吕蒙的态度很不满意:“我难道要你钻进书堆,当个博士吗?不过是要你浏览书籍,多知道些过去的事情。你说你事情多,难道还会多过我?我就经常读书,自以为大有益处。”吕蒙听了孙权的话,很惭愧,当真开始读书。

汉献帝建安十五年(210)冬,鲁肃接替周瑜出任大督都,路经寻阳(今湖北黄梅),与吕蒙闲扯。越扯,鲁肃越感到吃惊,因为眼前的吕蒙跟过去相比,简直判若两人。他惊奇地对吕蒙说:“卿今者才略,非复吴下阿蒙!”鲁肃这句话在历史上很有名气,接着吕蒙讲出了一句更有名气的话:“士别三日,即更刮目相待,大兄何见事之晚乎!”后来吕蒙接替鲁肃统帅吴军,成为一代名将。

这则典故现在也入选中学语文课本,我读过很多次,每次读都有一种感动。孙权的“但当涉猎,见往事耳”的读书态度,很符合诸葛亮的脾气。

建安初,诸葛亮在荆州,未出仕,与颍川石广元、徐元直、汝南孟公威等交好,一起讨论学业。石广元他们三人读书,务于精熟,把前代典章制度记得很牢。而诸葛亮读书,拣重要的来看,独观其大略。每天早晚,他们三人都抱着书本死背,而诸葛先生却显得闲暇,常常双手抱着膝盖,在竹林里长吼(长啸,一种养生方法)。诸葛先生一次对他们开玩笑说:“你们三人都可以做到刺史郡守一级。”三人问其所至,诸葛亮笑而不答。显然诸葛先生认为,他们的读书态度作为学者可取,而对于有志从政的人来说,并不可取。也是三国,另有一则相当好的读书态度,我指的是官员的读书。

蜀汉大司农(财政部长)孟光,向刘禅的老师郤正了解太子最近在读什么书,学识有什么长进。郤正回答说:“太子对父亲很孝顺,有古世子之风;接待群僚,也很有礼貌。”孟光说:“这是普通百姓家的孩子都能做到的,我问的是,太子治国的本事如何了?”郤正认为,太子既能做到忠孝,又懂礼貌,就不会乱来,而智调权略,藏于胸怀,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,怎么会知道?看样子,郤正有点生气。

孟光知道郤正一根筋,得点拨点拨他。于是说:“我这人说话很直,你不要介意。现今天下大乱,应多教些谋略方面的东西,这才是当务之急,才可以在强手如林的乱世中存身。储君读书,哪能像我们一样,竭力博识以待访问,如博士探策讲试,以求爵位邪!”郤正认为有道理。

孙权没明说的话,孟光直捅捅地说出来了,吕蒙通过读书读懂了孙权的意思,鲁肃也观察出来,所以才和吕蒙拜把子成兄弟。而郤正也转过弯来,可惜刘禅扶不起,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

或者有人要说,这不是教人学鬼吗,明摆着厚黑学嘛。确实是。然而,不鬼点,能上史书吗?或者这样说,能上史书的,都是极鬼的人,不管好人还是坏人,问题是怎么一个鬼法而已。朝中好人要都老实得一根筋,跟坏人斗不起来,也不禁斗,也就没有那么多的权谋萧杀。只是所谓的好人与坏人,他们的人生底线不同罢了,或者纯粹为了功名利禄,或者为了人间正道。永乐二十二年(1424)十月丁卯,皇帝给大学士杨士奇等的上谕中说:“朝廷所重安百姓,而百姓不得蒙福者,由牧守匪人,牧守匪人由学校失教,故岁贡中愚不肖十率七八。古事不通,道理不明,此岂可任安民之寄?”此中深意不知当今的为官者能否明白。

读史的态度

左史记言,右史记事,这些都是可以留给后人的实录,连君王本身都无权过问,这个职责如今的记者担当了些。那些在台上者,春风得意时指点江山,身陷囹圄后涕泣自陈,都是白纸黑字,不啻又是一个实录。

史官有秉笔直书的,也有为尊者讳的。秉笔直书者进而掉了脑袋,这样的例子不必再举。而后人也不必因为有为尊者讳的地方,便疑及整个二十五史,相反却应该从曲讳的地方探出隐情,才是正经的读史态度。

东晋秘书监孙盛作《晋春秋》,直书时事。权臣桓温见之,大怒,对孙盛的儿子说:“枋头一战确实失利,但也不至于像你的父亲所说的那样。若此史遂行,自是关君门户事!”枋头,在今河南新乡东北,东晋太和四年(369),桓温北伐前燕,与慕容垂在此交战,惨败。恼羞成怒的桓温终于亮剑,这是政治家的惯用伎俩。

这时孙盛已老,在家安度晚年。可脾气依然是那个脾气,方正严厉,一丝不苟(“性方严,有轨度”)。儿子们虽然也年过半百,但孙盛对他们的管束一点都不放松(“待之愈峻”)。因此,当儿孙满堂跪在孙盛的面前,哭喊着求他改几个保命的字时,孙盛就是不肯,不但不肯,还将他们骂了一顿。没办法,诸子遂私改之,保住项上人头要紧。

孙盛估计也没老糊涂,见子孙们突然不吵了,不哭不闹了,而桓温的侍卫也没有破门而入,明白是怎么一回事。孙盛也不吭声,装作不知道。原来,他事先已抄写别本,传之外国。及东晋孝武帝即位,购求异书,辽东人将别本呈上,与当时流行的删改本不同,遂两存之。

唐太宗要看《起居注》,担心有什么不良的言行被载入史册,褚遂良不肯。唐文宗要魏谟拿《记注》给他看,魏谟也不肯。吴兢写《则天实录》,语涉宰相张说不光彩事。身为宰相的张说暗地里恳求吴兢改数字,吴兢就是不肯,说:“若徇公请,则此史不为直笔,何以取信于后。”

史上确也曾发生过以写书做交易的事,就如现在的记者做有偿新闻。齐中书令魏收撰《魏书》,凭自己的喜好褒贬人物,还大言不惭地对人说:“何物小子,敢与魏收作色,举之则使升天,按之则使入地。”话讲得很露骨,然而时人终是不服,谓之秽史。

即使如前四史之一的《史记》,鲁迅先生盛称之为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,王夫之也对其提出批评,认为“司马迁挟私以成史,班固讥其不忠,亦允矣”。此“忠”,不是不忠诚,而是指没能信守史官的职责。表现之一,即是司马迁对李广与卫青的不同态度。

然而,群众的眼光终是雪亮的,史官在史书上做手脚,除非手段极其特务,否则终是要现身阳光下。故余意,二十五史,纵有瑕疵,终是信史。

上一页|1|
/1页